摘要：

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农讲所的创办是我们党开展以培养农运干部为目标的有组织、有计划、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开始。农讲所组织动员当时党内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来讲学，并组织全国各地的农运骨干来学习，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力量；农讲所通过比较系统地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俄社会革命与建设理论和实践以及关于中国革命特别是农民问题等理论，极大地提高了师生的思想理论水平；农讲所开创的理论传播和干部培养方式，包括理论教学与课外调查研究、军事训练、运动实习相结合等，初步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农讲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做法为后来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宣传工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示范，也为促进党团组织的壮大及农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讲习所；马克思主义；传播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理论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之一，指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的根本原因。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也是早期面向农运干部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农讲所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贯穿教学的全过程，而且通过教学与研究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形成不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成果，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农讲所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少，但主要是在党史层面，包括研究农讲所的一般史实、主要负责人的历史功绩等，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角度研究较少。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角度探讨农讲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的特点与贡献，包括对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与方式、传播成效和影响等进行分析，并以农讲所这一个案窥见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如何逐步实现由抽象原理到具体思想、由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由理论变为实践的历史脉络，以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

一、农讲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传播的领导核心，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建党初期，我们党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特别是国民革命的开展，组织动员农民群众成为革命的重要任务。为此，农讲所在广州等地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我们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并通过他们向广大农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

大革命时期，农讲所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南方各地都有，但创办较早、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农讲所和武昌中央农讲所。其他农讲所大多以此为模板而建立和开展工作。所以，这里主要分析这两个农讲所。

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广州农讲所共举办了六届，培养了约八百名学员。广州农讲所结束后，毛泽东提出在武昌开办农讲所，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精心筹谋，武昌中央农讲所于1927年3月开学，招收了来自湖北、湖南等十七个省区的近千名学员。农讲所的教员虽多数是兼职，但质量很高，大多是当时著名的理论家或社会活动家；学员大都是来自农村的决心为农民利益奔走呼号的有志青年。这些教员和学员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讲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力量。

首先，农讲所有一批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师资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这是对我们党百年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科学总结。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农讲所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顺利开展并能够取得突出成就的关键。

农讲所的负责人和教员多由我们党早期组织中的先进分子担任。如彭湃担任广州农讲所第一、五届主任，阮啸仙担任第二届主任，罗绮园担任第三届主任，谭植棠担任第四届主任，毛泽东担任第六届主任并担任武汉中央农讲所所长。他们既是党内较早关注农民问题的理论家，也是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如被称作“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曾总结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撰写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该书也是历届农讲所的教材。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阮啸仙根据他在农讲所的讲义编写的《中国农民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农民问题的重要理论成果。

农讲所教员云集了当时中国的一大批优秀理论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且以中共党员为主，还有部分苏共党员。如广州农讲所第一届教员有彭湃、谭平山、阮啸仙、罗绮园、鲍罗廷、佛朗克、加仑等。第六届教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周其鉴、阮啸仙、赵自选、罗绮园、彭述之、于树德、韦义光、蒲良柱、黄焯华、李一纯、毛宪、陈启修、甘乃光、陆沉、邓中夏、郭沫若、谭平山等。他们大多学习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的是苏联专家，有的是留学归国人员，有的是我们党自己培养的理论家和革命骨干，都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而且多在国共合作的革命组织中担任要职，熟悉中国社会和革命状况。在讲课时，他们能够结合实际深入浅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毛泽东在讲课时，喜欢运用亲自调查得来的材料和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借助图画、打比方等手段，生动形象地向学员讲授科学理论。他在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把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比作“一座宝塔”，边讲边在黑板上画出宝塔，指出各个层次分别对应我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即最下层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第二层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通过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加深了学员对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他还用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例子，号召处在塔底的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

其次，农讲所有一批忠诚于革命、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员。农讲所的学员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直接受众。他们大多是农运干部或积极分子，有很高的革命热情，希望学习革命知识和理论，毕业后回去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而且他们都是通过选拔而入学的。

从农讲所学员的入学选拔、日常管理及毕业去向等可以看出，这些学员的素质较高，发挥作用较大。他们都是从各地共产党或共青团组织选派而来，选拔的主要条件是思想进步，有志于从事农民运动，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广东区团委代秘书刘尔崧曾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本区曾通令各地方派人来所学习……请中央注意此项人材。”农讲所在选拔学员时，特别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所选拔的学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民协会会员及进步学生等，还有一部分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了使学员养成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和自律意识，农讲所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制度，学员在校过着整齐划一、团结紧张的集体生活。为此，农讲所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求学员绝对服从。如在中央农讲所，师生共同参与制定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规约封面明确标明：“打倒封建思想，绝对服从纪律。”该规约详细规定了十二条纪律，包括养成集体行动的习惯、刻苦耐劳的生活作风等，要求学员在学习、工作和战斗中，努力实践所里提出的各项要求。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学员的思想改造和自律精神的养成。

农讲所学员毕业后，大部分回到原籍，成为革命的“星星之火”。他们为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解放而奔走呼号，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唤起农民觉悟，推动农村社会革命的开展。通过这些工作，农民群众逐渐成为革命理论的传播受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开始照耀到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为后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燎原之势”创造了条件。

二、农讲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内容

受国共合作形势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当时国民革命军掌权管辖的地方是公开的。农讲所学员学习革命理论也不受限制，他们可通过课堂听课、学习教材讲义、查阅图书馆文献资料等途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如广州农讲所第三届学员回忆，所里编有很多讲义，并印发给学员；第六届学员每人发一套书籍（共31本）供学员学习和研究之用，内容涉及《资本制度浅说》《帝国主义浅说》等马列主义理论及《农民国际》《农民合作概论》等关于农民问题的资料。毛泽东很重视学员的自学，在农讲所专门设立图书室，图书室有诸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马列经典译著或普及读本，还有《政治周报》《向导》《中国青年》《工人之路》《中国农民》等进步报刊。通过对农讲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本和其他有关资料分析可知，农讲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扎实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与研究，努力向学员传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农讲所开设多门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课程，特别是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这里得到比较系统的讲授。如历届广州农讲所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马列主义浅说》《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常识》《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武昌中央农讲所在此基础上还开设《社会进化史》等课程。由于直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著，对于文化基础相对薄弱、学时安排十分紧凑的学员来说比较困难，农讲所教员便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蓝本，编写了不少通俗易懂、逻辑清晰、内容丰富的教材，这成为农讲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色之一。如中共早期优秀理论家张伯简撰写的《社会进化简史》，参考苏联有关著作，并大量引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实际，用通俗的语言论述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历史，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是农讲所不可多得的教材。曾任广州第六届农讲所专职教员的萧楚女在查阅大量马列主义相关书刊的基础上，编写了《社会主义概要讲授大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讲授大纲》等教材。《社会主义概要讲授大纲》内容涵盖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制度特征、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共产国际历史及共产主义理论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知识。

此外，根据农讲所教员的指导，学员在课余时间重点阅读《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即《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萧楚女对学员的课余理论学习和研究给予了精心指导。由于过于劳累，他肺病复发，卧床不起，即使如此，仍然关心、指导学员的学习。不能口述，他就用书写来解答学员提出的疑难问题，留下《萧楚女扶病笔答学员问》的文献。从该篇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农讲所师生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是何等努力！学员的问题既包含诸如“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的分别”“阶级斗争的结果”“何为财政资本”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又有“中国革命何以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怎样”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萧楚女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一一进行回答。例如，他明确提出，革命的前途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消灭私有财产”，消灭“资本主义”。

农讲所通过教员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学员重点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极大提高了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与学员的互动过程中，教员的理论水平也不断提高。这就为后来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普及，包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科学理论积累了经验，提供了范式。

二是紧扣时代脉搏，大力传播和研究列宁主义与苏俄社会革命和建设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主义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理论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学习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广州农讲所开创时期，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中国共产党人以悼念列宁为契机，迎来了国内学习和研究列宁主义的高潮，列宁主义理论也成为农讲所教学和研究的重点。例如，萧楚女负责给学员讲授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本思想，为此，他精心编写了《帝国主义讲授大纲》。据统计，萧楚女为写这部讲义参考的马列经典文献及《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达20余种。农讲所为加强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收集了不少宣传列宁主义的文本文献，如建党初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属于“列宁全书”系列的《劳农会之建设》（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李立译，1921年12月出版）、《共产主义礼拜六》（即《伟大的创举》王静节译，1922年1月出版）等。农讲所还给第六届学员发放了人手一本的《帝国主义浅说》，这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李春蕃（即柯柏年）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列宁的重要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的第1～6节。该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民认识帝国主义本质、推进民主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列宁主义的不少诠释读本因内容通俗易懂而深受学员欢迎。如新青年社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被《中国青年》杂志称赞其“脍炙人口”，是研究共产主义极好且革命青年必读之书。

农讲所还开设了介绍苏联社会革命状况、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及新经济政策的相关课程。如鲍罗廷（苏共党员）讲《苏联农民运动》，罗以夫讲《苏联革命史》，陈启修讲《苏俄状况》，瞿秋白讲《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此外，农讲所还研究俄国农民状况与农民革命，收集了不少关于俄国农民问题的译著。如谢锦文在《新青年》纪念列宁专号上发表的《列宁与农民》，李伟森的译著《俄国农民与革命》，伯垂译的《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方乐胥译的《俄国的农民》《苏俄农业政策》及《共产党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等，这些文献均收入毛泽东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毛泽东曾在《中国农民问题》中指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的极力拥护，是不可能成功的。”应当说，农讲所应时代之需，对列宁主义及苏联社会革命和建设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大大拓展了学员的眼界，为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开展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并取得显著效果。

作为一所培训农运干部的学校，农民问题自然是农讲所教学和研究的中心问题。农讲所不仅把农民问题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而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讲所教员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观点，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特别是研究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提出许多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思想，撰写和整理不少相关的著作或文章，形成了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成果。

从历届农讲所的课程安排上可以看出，关于农民问题的课程安排较多，学时较长。如在第六届农讲所，毛泽东亲自担任《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的教员，《中国农民问题》还是25门课程中学时最多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点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思想，详细阐述了帝国主义、军阀及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秘密及农民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使学员深刻认识到改变农民现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例如，毛泽东引用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中关于国家的性质和制度的相关论述，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深刻指出：“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这是毛泽东将《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历史见证。彭湃、周其鉴、萧楚女、于树德等都曾经给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许多党内领导人也曾到农讲所作过关于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的相关报告。如周恩来为学员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他强调：“中国革命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农民问题。”瞿秋白讲授《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提出“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

农讲所不仅讲授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成果，还编辑出版不少相关文献。毛泽东担任广州第六届农讲所所长时，将国内外关于农民问题的相关文献、农讲所教员对农民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及学员的调研材料汇总、编辑修订而成一套丛书——《农民问题丛刊》。该丛刊为32开本，由广州国光书店于1926年9月起陆续出版发行，因时间仓促及经费紧张等原因，原计划出版52种，最终只出版了26种。即使如此，这套丛刊出版的意义也非常重大。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探索的早期名篇《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该丛刊的序言，他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丛刊收集的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周其鉴《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等八种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材料，被毛泽东视为本丛书最精粹的部分。丛刊还收录了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萧楚女的《中国底农民问题》、于树德的《农民合作概论》等文献。此外，丛刊也收录了国民革命的不少文献，包括农民运动的政策、宣言，以及关于农民协会的组织章程、法规和决议案等文件，还有农业生产知识等。这套丛刊不仅为农讲所师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研究资料，也为推动大革命时期人们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想材料。

总之，农讲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苏联革命和建设理论以及农民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比较系统，成果也较丰硕，这对唤醒亿万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革命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们党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努力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